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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驱动:解读中国崛起的密码

时间:2018-12-10 14:38 来源: 曹教授 作者:鲁星网 点击: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20倍。若多中年以上的国人和我一样,亲历了从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乃至富足的生活过程。在这四十年,在个人层面,就是生活品质迅速提升,物质财富爆发式增长,实现从单车到轿车的飞跃,原来遥远的乡野边关,也因为高铁、高速公路和互联网变得近如新邻。从国家的层面,就是中国崛起震惊全球,成为本世纪初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直追美国。

 

对于中国崛起的成功,定义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并加以分析探讨的文章汗牛充栋。本人在泛读群章中感悟思考,发现中国的崛起是政党驱动模式。就像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贸易,总得有一马当先起着主导作用,像中国前些年是贸易出口拉动型国家。在国家发展中同样有三驾马车:社会、政府和政党,同样需要一个来主导。特别是总结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存在三种模式:英美的社会驱动、德日的政府驱动,苏中的政党驱动。

 

社会驱动的力量体现在自治和市场,政府驱动的力量体现在行政和法制,而政党驱动的力量体现在动员和整合。

 

在发现政党驱动这一理论后,对很多问题突然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长期执政,为什么要坚持党管一切,为什么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为什么中国直面西方的质疑取得成功。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用了百年时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政党驱动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让政党驱动模式进一步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走在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上,现在全党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理念,开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被实践证实成效卓著的政党驱动模式必将带领中国走向更大辉煌。

 

文章较长,但文中的知识量、信息量,引发的思考,值得作一次思想探幽。

 

“俄罗斯的悲剧”

 

据说,世界公认的强人普京在2000年就任总统仪式演讲时说:“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辉煌的俄罗斯。”时间已经进入2018年新年,二十年时光将至,并且普京又双叒叕继续报名竞选总统,应该会毫无悬念地又双叒叕当选为总统。但一个不能掩盖的现实时,昔日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她的DGP2016年被中国的一个省——广东省超越,紧接着江苏开始直追。

 

后来有人说,这句话不是普京说的,而是他的偶像斯托雷平说的,斯托雷平于1906年被沙皇任命为首相,彼时的俄国正处在因日俄战争失败和随后爆发的社会动乱的困境中。斯托雷平以铁血手段整顿秩序,全力推进大规模改革。他在接受《伏尔加河报》采访时说:给俄罗斯20年内外安定的时间,她将变得让你认不出来。只是随着斯托雷平19119月遇刺身亡,他所憧憬的这一前景也灰飞烟灭。普京一直对斯托雷平推崇有加,在主持召开纪念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会议时引用过这句斯氏语录。

 

今天的俄罗斯,尽管普京执政近二十年,也没能还一个辉煌的俄罗斯,但他依然俘获众多俄罗斯选民的内心,超高人气无出其右。

 

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再现当年超级大国的辉煌?其实普京早就总结了。2005年4月他在“国情咨文”中说:“应当承认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谈到苏联解体时还形象地说,这确实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剧,“我们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那么这个婴儿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原来能够跟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为什么以再现昔日荣光呢?

 

台湾的失落

 

台湾《联合报》2016年12月5号发表社论,以《萎缩之谜:当台北薪资输给北京》为题,提出一个让他们“心头一惊”的问题:根据大陆智联招聘的一项统计,北京第三季平均薪酬排名居大陆城市之冠,为9900人民币,约合新台币46000元,此数字已超过台北市新台币43500元的平均薪资。而大陆排名第二的上海,则以新台币43000元紧追其后。

 

这项薪资变化,正是两岸之间廿年来“龟兔赛跑”的大缩影。廿年前,台湾深信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绝对深具“优越性”,从不认为有被赶上、甚或超越的可能。也因此,许多中国台湾人看轻大陆的政治体制,看不起大陆制造的产品,嘲笑大陆游客的素质,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甚至说“等大陆人上厕所学会关门再来谈统一。”

 

1990年,台湾的GDP是1700亿美元,大陆的GDP是3878亿美元,台湾的经济总量相当大陆44%。而当时的广东省GDP不过188亿美元,仅约台湾的10%。2007年,广东省的GDP超越台湾,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也后来居上。更令人惊愕的是,2016年台湾的GDP仅及广东的42%!

 

如果说日本是失去的十年,据台当局统计部门2017调查发现,2016年台湾平均每月实质总薪资没达到2000年水准,相当十多年没涨工资。

 

台湾相对大陆,为什么急剧衰落了?因为今天的台湾缺乏一个整合动员台湾地区力量的组织,拼经济没招,新增长的财富往少数人集中,所谓的民主竞选让台湾陷于深蓝深绿的族群撕裂和民粹主义中。

 

其实俄罗斯的衰微也好,台湾地区停滞也好,都因为丢掉了她们最宝贵的驱动模式,就像一台跑得轻快的车子丢掉了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

 

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奥秘

 

一个国家的崛起到超越,本质上是形成了国家驱动力比较优势。中国古代引领世界,巍立为东方中央帝国长数千年,就是因为她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驱动战略——中央集权的政府驱动模式。

 

中国战国时代,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争霸,秦国一统天下,是因为实行了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实质,就是为秦国找到更强大的动力,引领秦国成功转型。

 

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到名存实亡的地步,但战国七雄依然保留原来周朝建立时的分封制,这种层层分封形成事实上的分权,导致中央政府缺乏整合动员能力和大一统权力,甚至出现强大的晋国被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历史。

 

在当时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时代,要想通过大的社会变革激发社会民间活力,必须先要变革政府体制,以政府集权整合全国力量,以政府权威推行变革主张,秦国才能崛起壮大。商鞅变法取消原来的世袭制度,以军功奖励职爵,以荣誉奖励农耕,以土地奖励耕战。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全国“利出一孔”,以强大的政府驱动国家,达成强国目标。

 

后来的中国历朝历代沿袭秦的做法,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时说:“百代皆行秦政制”。

 

在秦国找到这一政府驱动模式后,她起于荒凉贫瘠的西部,但让其它诸侯胆颤心惊,最终灭六国,统天下。中国的强大,也是从秦汉时候开始。而欧洲找到这一模式,已是千年之后。乃至到了今天,英国人把中国叫秦,因为英语“China”,从构词法就是“chin(秦)+a(某种东西)”,来自秦最多最有名的是陶瓷,所以China小写是陶瓷,大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汉雄风,我们今天的主体民族汉族,都是汉朝强大的政府驱动模式下留给今人的印记。

 

但这古代版的政府驱动模式显然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拥有驱动力量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天然会陷于自身的利益和腐败当中。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它害怕任何大小的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变化,危及自己的利益。它牢牢控制社会,阻止生产要素流动,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国家掉入社会没有活力、官场腐败盛行的怪圈。所以尽管国家强大,但人民痛苦不堪,“天下苦秦久矣”,特别在近代西方找到更好的驱动模式后,中国就开始落后于西方了。

 

英美成功来自社会驱动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先是葡萄牙王权政府为航海事业倾尽全力,开启人类大航海壮举,绕道非洲好望角开辟了通向亚洲的商贸航线;后来是西班牙王权政府直接支持哥伦布,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再是荷兰运用社会市场的力量,衍生出人类最早的银行证券金融业,凭借现代商业体系的创建一跃成为海上马车夫。三个国家相继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三个世界性大国。
 

没想到后来居上的英国笑到最后,这是因为英国吸收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的优势,即葡萄牙、西班牙的王权政府力量和荷兰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的力量。

 

一方面,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生不嫁,以身许国,运用强大的君主政府驱力量驱动英国迅速发展,推动英国走向日不落帝国。正如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著名电视解说片《大国崛起》中说的:“在欧洲以及英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强有力的君主制是关键的一环。强大的君主对于这些国家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是爱国主义的核心,能给予国家明确的领导。”

 

另一方面,英国激发和吸取国民的力量,即社会的力量。两种力量的结合,让英国走向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开始出现代表国家统治者意志的政府与代表国民利益的社会双赢模式的出现,自由的基因在大不列颠开始着床成长,并不断扩散到全球,引领世界的潮流。

 

美国更是典型的社会驱动模式国家。在社会、国家和政党出现的先后历史上,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用颠倒来形容,美国是先有怀揣自由梦想提防政府迫害的人士组成的社会,再有独立战争之后出现的国家政府,最后才有早期的联邦党、辉格党,今天的民主党、共和党。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初期,是高度的政企合一单位管理,社会几乎被挤压得没有空间,所以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连黑社会都没有了。

 

美国人高度的自治理念,孕育出强大的社会驱动模式经验,这种经验上升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提防政府伤害社会,强调社会自治,保障社会中人的种种权利,所以小政府、三权分立、公民社会、政党竞争的轮流执政、尊重和保障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等等应运而生。这种经验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就是高度的社会契约精神和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对专利的尊重保护,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最终通过激发强大的社会活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种驱动模式下的理念也成为今天美国国家精神的核心部分。

 

事实上美国也在不自觉的把自己的驱动模式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她的自信是在理由的。

 

墨西哥独立时拥有近四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与当时的美国都是美洲的大国,但墨西哥最终被美国吞并一半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州等。而最初只拥有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北美十三州,发展到今天拥有九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美国。

 

政府驱动成功后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收拾得服服帖帖,乃至到今天,德国和日本都还不是正常国家,被美国驻军,缺乏独立的军事领导权。

 

政党驱动的苏联——这一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也在1991年圣诞夜解体。这更让美国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但她始终不能解释,为什么二战后学习美国模式的国家几乎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当年的殖民地菲律宾,至今对全世界最大的输出依然只是高素质的菲佣。

 

德日崛起来自政府驱动

 

如果英美特别是美国表现为通过保护和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驱动模式,那么德日崛起就是通过政府变革社会和提升政府效率的自上而下的政府驱动模式。

 

当德日崛起的时候,世界早已被其它列强瓜分,而自己国家还陷于权力分散的状态,面对世界强国,国家岌岌可危。但她们幸运的是,在国家关键时刻,出现了政治强人开启的政府驱动模式,以强大的中央政府整合动员全国力量带领国家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

 

德国权力分散的表现就是国家当时是由上百个独立邦国组成,只有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才能推进德国的崛起。德国的普鲁士王国先是通过教育、关税等多种手段提升王国力量。洪堡兄弟提出了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大力支持,建立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德国因此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起源地;李斯特提出“建立关税同盟”,到处碰壁,只有普鲁士接受,这些都是通过政府驱动影响社会,达成普鲁士的强大,为一统德国打下基础。

 

特别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以高超的铁血手腕实行强势的内政外交方略,连续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推进德意志统一。国家政府强势介入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实行成年男子拥有投票权的普选制和欧洲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成为欧洲的近代史上,与拿破仑一样成为本国历史的标志性人物,甚至有历史学家直接把他推动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称呼为俾斯麦帝国。

 

日本的权力分散表现在天皇有名无实,幕府有实无名,国家由大小的藩阀统治,大名们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国家力量不能集中。1853年日本发生了“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逼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随后西方列强如法炮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附加于日本身上。

 

这时的日本依靠社会的力量不可能迅速完成自救,只有运用国家政府的力量才能带领日本走出屈辱的泥沼,而当时实权在握的德川幕阻碍日本发展。这时四大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站在倒幕前沿,西乡隆盛、大久保利能和木户孝允等明治维新杰出人士为推翻幕府建立现代日本,立下历史功勋,福泽谕吉更是从思想教育上引领日本人的头脑风暴,日本文人志士与日本政府空前团结,共同推动国家现代化,成为日本崛起的一个重要现象。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废藩置县强化中央政府集权,发布“废刀令”将武士从特权阶层降为再无俸禄的平民,抑制特权存在,诞生了日本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乐天主义”。特别是对教育和现代工商业的充分重视,政府一系列的改革重塑日本社会,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政府驱动,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工业化强国,通过清日战争(甲午战争)胜利,打败中国,奠定了日本百姓对明治维新的信心;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大和民族的信心;通过北清战争(义和团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让日本感觉到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地位。

 

乃至到了二战期间,英美为什么结盟为协约国,德日结盟为轴心国,观点众多,但从国家驱动模式来看,这种驱动模式与结盟的一致性惊人的巧合。

 

苏联强大来自政党驱动

 

任何一个国家的驱动模式都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不可分割,就像美国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最后有政党的历史,注定她的政治理论架构围绕对社会的维护而展开,并形成社会驱动国家发展的模式。

 

而德日相当美国,历史悠久,传统国家对社会的挤压导致社会发展落后,而政府治理经验源远流长。那么在国家崛起的战略选择上,不由自主地就会选择政府驱动模式。

 

英美和德日的共同经验是,每一种驱动模式都应该是推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两者相得益彰,这种驱动都会达成国家崛起。

 

随着世界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政党驱动模式开始出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投入对德战争。俄国农奴制经济体系经不起持续的战事,结果其国内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增,物价飞涨,人民痛苦不堪。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支出,国家债务累累,国民经济陷于破产的边缘。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苏维埃政权。

 

今天对于苏联模式的认知,都归于这是一个失败的模式,但客观看待,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苏联在苏共领导下,毕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一跃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她的超级是真材实料的,她的强大是多方面的。

 

经济上她仅次于美国,颠峰时期的1975年,苏联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近60%。科技上她成果叠出,仅仅在诺贝尔物理学奖上前后有9人获取。军事上,她与美国争霸全球。苏联是第一个把人类送到太空的国家,刺激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苏联在航空航天、核武、导弹技术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上演了美苏超级军事竞赛。在国际上,她的影响力遍布全球,拥有与西方抗衡的军事、经贸体系。

 

苏联的成功在于政党驱动,苏联的失败在于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失败不是败在政党驱动上,而是败在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上,败在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蜕变上。这样社会失去活力,政府陷于惰政,经济停滞不前,官场堕于腐化,驱动国家前行的政党自身建设出现严重问题,失败在所难免。

 

今天的苏联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总结苏共亡党亡国经验教训的文章汗牛充栋,也成就了若干学术名流。但苏联领导人身处历史其中,看不到自己优势和长处,结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了政党驱动模式,到了今天,即使拥有普京如此的强人,即使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认可,也难以挽救俄国的颓势,沦落为一个靠出卖能源资源度日的国家。

 

现在,随着中国将政党驱动模式的优越性焕发出来后,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苏联依然坚持政党驱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政党整合动员国家一切力量,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利用强大的国防重工业发展民用轻工业,走市场经济道路,历史上的苏联不仅不会消亡,而且更为强大。

 

但历史的假设永远不能取代今天的现实,作为一个丢掉自己独特驱动优势的苏联继承国,俄国只能黯然品尝国家衰落的苦涩,所以才会有普京感叹这是巨大的历史悲剧,并且说:“我们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政党驱动的中国经验

 

中共十九大结束不久,美国《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上“中国赢了”(China Won)。据封面文章作者伊恩·布雷默介绍,这是《时代》周刊封面第一次出现两种语言。

 

在封面文章《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一文中,作者指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实力的国家,而美国则落居第二。文中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曾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就在5年前,西方一致认为,中国总有一天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来维护政体合法性。但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甚至比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更加完备,更可持续。

 

作者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没有哪个政府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来继续制定管理全球体系的政治和经济规则。但是,如果你必须押注一个当今最具优势的国家,那么中国会是比美国更明智的选择。

 

中国为什么赢了?

 

赢在经济,国家GDP从1978年3645亿人民币增长到2017年800000亿,39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220位,也就是今天中国开工一天半就创造了1978年一年的GDP。

 

赢在消费升级,国民由七十年代的收音机、单车、缝纫机到八十年代的彩电、冰箱、录音机,到九十年代的空调、电脑、手机,到二十一世纪的房子、汽车。

 

赢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最大的贸易国、对全球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国,全球拥有独一无二高铁网络国家……

 

但赢的实质是中国的驱动模式赢了。放弃了政党驱动模式的俄罗斯还在衰落中,而坚持政党驱动的中国赢得了今天。

 

在十九大闭幕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有一股力量继续想沿袭以往做法,也就是在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希望总统再次批评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推行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但没想到特朗普总统提前通过美国白宫幕僚长主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做法。美国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于2017年10月30号对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网说,“中国是一个强国,但不因此而成为我们的敌人。”他还表示,虽然美国人有自己的政治体制偏好,但美国不“论断”外国政权,“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

 

美国至今在还论断其它的政权,只是她在论断中国几十年后,这次暂时歇息。因为不再论断的背后,是中国的政党驱动模式让中国创造了近四十年世界最大的奇迹——就像《后美国世界》作者、美国《时代》周刊主编扎卡里亚说的,21世纪初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崛起”

 

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政府腐朽无能。当时政府的贤德官员想通过洋务运动改变国运,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革命改造国家。但洋务运动也好,维新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应该来讲,中国第一次政党驱动的尝试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但就像1894年一样,日本在1937年再次中止中国可能的崛起。如果说1894年是埋下毁掉大清王朝的因子,1937年就是埋下毁掉国民党政府的因子,日本成为近现代影响中国国家政权最大的外来因素。1927年的国民党在北伐战争胜利后,摧毁国共合作基石,两次向中国共产党举行屠刀,成立一党独大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曾打造出“民国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尽管成色不足。

 

但就像《党员、党权与党争》(获得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作者王奇生在书中给国民党定义为“弱势独裁政党”,不像刚刚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敢于在朝鲜战场直面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执掌国家政权的国民党面对日本一次次挑衅,总是退缩失败,选择驼鸟政策,直到不得不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也只是片面而不敢全面抗日。国共高下,就此立判。

 

中国第一次的政党驱动只是在历史上焕发瞬间的一丝光亮,就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之中,其中的主角国民党直到败退台湾,在那里才把政党驱动发扬光大,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等到台湾自毁驱动优势后,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整合动员台湾,面对大陆此消彼长带来的压力倍感屈逼。

 

而1949年后,政党驱动改造中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制定土地国有制度,加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与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起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中国承接世界产业结构转移、推进工业现代化打下牢实的基础,土地国有制度为随之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铁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改造最大程度降低了制度成本,基层组织建设保证了党在全国强大的集中动员能力,而干部队伍建设会优先提拔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作出实绩的干部,这样调动了全党的活力,推进了政府效率,形成中国特有的区域经济竞争格局。

 

在经济起步之后,政党驱动模式下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体现出来,完善的电网、互联网、高速交通运输网络将信息流、人流、物流结合起来,加速生产要素流动,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让中国实现了互联网应用时代的弯道超车。

 

政党驱动的政党理论

 

美国正因为是典型的社会驱动模式,她的国家意识形态围绕对社会的维护而展开,这种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义提供充分的保障,自然对全人类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也为美国推行国家软实力提供得天独厚的便利。

 

而德国、日本的政府驱动模式在二战期间因为政府法西斯法化,伤害了世界和本国公民,尽管这种模式在国家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在意识形态上就烙上了“历史的污点”。

 

苏联、中国的政党驱动模式,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加之长期执政的特点,更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渲染下,成为万恶的渊薮。

 

是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守住政党驱动国家发展的定力,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守得云开雾散,赢得了本世纪初全球最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让中国无限逼近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制度优越性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也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样对所有希望发展的国家拥有天然的吸引力,形成今天中国特有的软实力。

 

政党驱动模式决定了执政党建设的鲜明特质,这是政党驱动模式独有的政党特色理论。

 

一是党的建设是各项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它任何建设都有赖于执政党建设的质量和成效,所以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二是党必须长期执政。执政党如果理想信念动摇,政治定力不够,盲从西方政党理论放弃执政,不仅会自毁根基,而且会贻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

 

三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只有领导一切,才能最大限度整合全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党领导一切,也是推动领导的一切不断发展进步,培育推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现代经济体系,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是领导一切的,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低内耗国家,让整个国家高效协作,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是执政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清晰明确。执政党与其它政党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别,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样能够调动各界的积极性,合作共赢,共建伟大国度。

 

五是政党必须代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传统西方政党明确代表某阶层、团体利益,一旦政党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它的这一属性就可能影响执政政策和行为。因为传统政党利益属性也容易导致政党本身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政党声誉不佳、国民不喜的原因。政党驱动要求政党反对和禁止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人民是政党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丝毫的私利,政党任何时候都要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尊重人民。

 

一切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历史和现实中生发出来,并且与生发它的历史和现实高度融合相互促进。就像美国社会驱动模式形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政党驱动模式也形成了本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党的领导是国家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更是国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政党驱动的

历史自省和未来展望

 

真正的自信,是既能看到自己的优势,也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并且有信心自我克服和超越。真正的自信是坦然看待对方的优点并加以学习,但对自己的优势拥有足够的定力。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是政党在党的基本路线上,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血的教训、富贵的经验。党领导的国家建设是多方位、全面性的,但经济建设永远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和基石。

 

二是在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上,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执政党近七十年执政史上最可贵的结论。政党驱动要求政党是超利益的执政集团,能够平衡各种力量,让改革发展成果最终惠及人民。改革为了谁,发展为了谁,执政为了谁,人民是政党所有的思想行为的价值指向。

 

三是在国家驱动战略上,社会、政府和执政党这三驾马车都要激活。美国是社会驱动型国家,但美国政府越来越背离原来的小政府概念,政党也在国家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因为最好的驱动不是社会、国家和政党的此消彼长相互排斥,而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共同驱动国家发展。

 

把握了这三点,政党驱动就会达成不仅是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能推动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更能推动政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形成举国上下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对西方,中国最早走出封建制度,形成古代中央集权的政府驱动型国家,这也让中国独领世界风骚愈千年。但那种古代中央集权的政府驱动模式内含的巨大bug,导致在历史天地中,黑天鹅时常飞,灰犀牛突然来也让中华文明一路走来跌宕起伏,时而步态从容,时而步步惊心。
 

在西方找到了更好的现代社会驱动模式后,中国落后于西方也就自然而然。但落后导致挨打的惨痛永远潜伏在民族灵魂的深处。从鸦片战争走到今天,我们找到并证实了一种能够助力中国崛起的新驱动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人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中华民族一定会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鲁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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